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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時始讀茅盾的《子夜》,總之今日早上讀完,胡亂在微信讀書里面寫了幾句,也就是了。
茅盾在談其寫作動機時,講道:“1928年我到日本走了一趟約二年后,1930年春又回到上海。這個時候正是汪精衛(wèi)在北平籌備召開擴大會議,南北大戰(zhàn)方酣的時候同時也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運動高漲的時候?!痹谒蒺B(yǎng)身體之際,洞悉了上海的背景以及交織其中的社會關系。反映在作品中的就是其民族資本家的各種關系,各大企業(yè)盤旋于吳、趙二巨頭手下,見風使舵,經濟局勢風云詭譎,隨著二巨頭的勢力起伏而生起的大堆事件,也與當時的社會相關聯;偶有穿插家庭瑣事情節(jié),也是為社會背景服務的。
同樣作為“民族資本家”,吳蓀甫與趙伯韜相比,更具“正義性”,聯系我們學過的知識來看:民國時期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妥協(xié)性和軟弱性。但通常忽視了其具有的革命性。如果說趙伯韜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帝國主義的掮客,具有軟弱性和妥協(xié)性的話,那么吳蓀甫就是革命的那批民族資產階級,他獨立而又倔強,且個人魅力十足。經過閱讀作品,我們能夠發(fā)現,吳蓀甫在他的家庭中的地位與封建家長“有過之而無不足”的,即便是應對他的父親——吳老太爺,他也只是頗盡孝心,但其實他并不喜歡老爺子,在其死后更是一頭扎進他的“實業(yè)”熱潮之中。反觀趙伯韜,雖也極具商業(yè)頭腦,到底是靠日本人起來的,與吳蓀甫相差萬分,這樣的人恐怕連民族資本家也算不上的了罷!
談起商業(yè),其實很多人自然也不甚懂,文學專業(yè)的人大概更不能夠懂得了,算起來,我也是懵懵懂懂。那里也不涉及商業(yè),說到底,所有的情節(jié)都與時代背景以及人性有關。吳蓀甫倘在今時,恐怕是一個十足能干的企業(yè)家了罷!他熱心為廠,一門心思“實業(yè)救國”,順便賺取利益(這才是商人的本性),與趙伯韜的“純欲望”之流以及杜竹齋的見風使舵之輩自然不一樣。他不近女色,不似強東之流,自然對他的事業(yè)發(fā)展是有好處的,但也因為這樣,他忽略了對家庭關系的照顧,這也是為何姐夫杜竹齋到頭來還要背叛自我去迎合趙伯韜的勝利的原因。他只以鐵腕之力總管家庭與事業(yè),看似強悍實則缺乏變通,老子講“柔弱為本”,在吳蓀甫那里是沒有的,所以他的破產既是時代所為,也是個人性格所為。倒也不全怪他,假如他似趙伯韜之流依附帝國主義,那么他也不是我們去杯具的主人公了。
引人注意的我認為要數其中的女性形象為最。同輩分的比較來看,林佩珊和四小姐惠芳鮮明對照,一個任意外向,一個極端內斂,一個毫無主見,一個偏愛禁閉。這才是作者意欲表現的特殊時代之矛盾:封建與開放共存的社會背景下,自然就進化出不一樣的女性性格。上海與鄉(xiāng)下,不僅僅是地方的差異,更是思想的對立。林佩珊穿衣時尚、性格外向隨和,敢愛敢恨,與范博文相處遭反對后又和杜新籜“相戀”,雖然常說不懂情愛,但卻盡情體驗,因為不想和姐姐一樣“選擇不愛的人結婚,或是結婚后發(fā)現不愛”(作品中她是不懂感情,很奇怪,不像新女性,大概還在發(fā)展階段吧?。换莘即┮铝晳T承襲封建女性、性格自閉,與男子幾乎沒有任何交流,見到最多的就是范博文,一下子觸動心性卻又不知如何表達,上海待了兩個月仍然難以適應,拾起老太爺的《太上感應篇》后更加不能從自我中走脫出來,最終經張素素點撥,最終才承認“性”的萌發(fā)。這一比較的女性形象就表現了那個時代思想的狀況,當然此刻也同樣存在:理解開放與回歸禁閉,這就是心底的兩個“自我”,書中的主人公何嘗不是游離于這兩個端口,徐曼麗開放之語云云,殊不知她也只是在其中一端而已,被人包養(yǎng)的姘頭罷了!這與古時候的妓女還有所不一樣,至少她是自由的。
《子夜》是沒有批判的,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的,僅有呈現與揭露。趙伯韜壞,吳蓀甫就不壞嗎?范博文花,杜新籜就不花嗎?連只在乎“政權”的屠維岳都有憐香惜玉的心思呢?——“女工們也是活的人,她們有思想、有感情,尤其糟的是她們還有比較復雜的思想、烈火一般的感情。”林佩瑤身為吳三太太,心里想的卻是別人,這在一夫一妻制看來,也是“花”的吧!但她沒有不守婦道,只把情愫藏在心底。她的妹妹林佩珊在婚姻之前做多重選擇,這對捍衛(wèi)個人自由和幸福來說,無話可說,但即便在今日,假如一個男人,他的結婚對象以往有過好幾段感情經歷,這大概也是不能被他輕易理解的吧!很多人反而喜歡惠芳那樣禁閉的人。
所以,“開放與封建,自由與禁閉”是一向存在的,《子夜》中雖呈現了當時的對立與矛盾,但其實更昭示著長久的矛盾與對立。這樣看來,主旨倒與薩特的《禁閉》異曲同工了!
《子夜》是一部長篇小說,全書主要圍繞民族工業(yè)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尖銳矛盾和斗爭。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繪了30年代初中國社會的廣闊畫面,同時也間接地反映了當時革命深入發(fā)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全貌。
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吳蓀甫,感覺他像個戰(zhàn)士,始終在那拼盡全力地戰(zhàn)斗,好像永遠不知疲倦一樣。為了自己的企業(yè)也為了民族工業(yè),他不得不與美帝國主義的掮客——趙伯韜一直勾心斗角;為了自己的廠子,他不得不費很大力氣平息;為了擴大規(guī)模,他用盡心機收買、吞并其它小廠。所以,更可說他是一位商業(yè)界的巨腕,但可是生不逢時,因為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緊緊扼住了中國民族工業(yè)的咽喉,最后他的個個雄圖大略,種種力挽狂瀾的行動、條條看似無懈可擊的計策,只能以失敗告終,這不僅是他的悲哀,更是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悲哀!但同時他也是一個血腥、殘酷的剝削者,從他那克扣工人工資的堅決、打擊工人的力度便可窺之一二,可話又說回來,那能怪他嗎?不能,資本家不都那樣嗎,榨取工人剩余價值就是他們的本性。總之,我心目中的他是位悲情英雄!
本書中還有一個地方寫的特別好,那就是交易場所內情景的描寫,那不能不說是人身鼎沸、熱火朝天啊,側面反映了當時時局的動蕩,但同時也體現了很多國民嗜賭、想不勞而獲的投機取巧心理。賭博是中國歷朝歷代都存在的問題,人們都說“小賭怡情,大賭傷身”,但沒有小賭哪來的大賭啊,所以,要從戒小的開始,那樣社會風氣會有所些許改觀,外國人問關于麻將的問題的次數也會減少!總之,《子夜》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fā)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復雜的發(fā)展趨勢: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以及中國企業(yè)的封鎖、侵略!讀完全書,不僅感慨與矛盾先生深厚的文學底蘊,也了解了主人公們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的身不由己。個人欲望,夢想都得順應社會的潮流,逆水行舟,是不可能成功的!
與《子夜》的第一次接觸是在母親的書架上,對名著并無多大興趣的我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
它以1930年的`上海為背景,生動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各種尖銳復雜的.社會矛盾。通過民族資本家吳蓀莆的遭遇,展現了那個時代更加殖民化的特征和急速變動的社會現實,使我們每個人都燃起強烈的愛國心,感受如此脆弱的祖國,作為學生的我們更應該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故事發(fā)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當時民生凋敝戰(zhàn)亂不止,但在都市化的大上海卻另有一番景象。這里有著紙醉金迷的的生活,有著明爭暗斗的算計,有著趨炎附勢的各色人物。
它是一部描寫中國近代民族工業(yè)資本的社會命運的悲劇。其中包括民族資產階級與工人之間的矛盾斗爭;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及其走狗買辦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以及農村經濟破產是怎樣危及民族工業(yè)的,這些矛盾使我們得以全貌地了解當時的社會現實,強烈地喚醒了我們的報國熱情。
能在中國設文學獎項的大家,矛盾的文筆不是浪得虛名。這本該是一本經濟學領域的書籍,但我懷著敬畏的心,以文學的.概念揣摩它的意義,因為經濟學于我而言,一竅不通,但它不妨礙敬仰的拜讀。
一本沒有結局的書,讓人浮想聯翩,也意猶未盡,吳太爺的《太上感應篇》貫穿全書,那是新舊潮流沖擊下的一種對比,吳老太爺是完全對新社會的厭惡和恐懼,四小姐是恐懼中帶著一種期許,叛逆中帶著忐忑,反抗的是吳蓀甫的家長權威,實際是自我內心覺醒的掙扎。
吳蓀甫是那個年代企業(yè)家精神的代表,也是失敗的典型,失敗于家庭權威的挑戰(zhàn),失敗于婚姻生活的貌合神離,失敗于事業(yè)野心的銳挫,一夜之間,全然潰敗。他又是一位成功的企業(yè)家,鐵腕的民族資本家代表,對國產,國家制造充滿無限的希望,竭盡全力在內憂外患中不擇手段想象保全資產。他那獰厲的目光永遠堅毅的盯著所有資本罅隙,走投無路時投降在老奸巨猾的趙伯韜盔下,死在眾叛親離的杜竹齋手里。
內戰(zhàn),于我們只是一種歷史,但對于父輩卻是耳熟能詳的過往。外國資本入侵,國內稅賦繁重,剝削必然加重,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的矛盾與日俱增,是時代潮流的涌入,也是經濟薄弱,時局動蕩的禍根。敬仰他的精神,也同情他的境遇,更是給自己補了珍稀的一課。
讀書,當你已經不再只關注情節(jié),而是為作者的手法感到驚喜的時候,說明你有了另一種概念:領悟。
寥寥數語道不明對著作的感悟,但欣喜作者善用矛盾,猶如筆名,善用對比,善用諷刺,嬉笑怒罵中推動了所有線索。在這里,你看到的笑包羅萬象:大笑,嬉笑,微笑,恥笑,癡笑,狂笑,獰笑……暴跳如雷中滾滾而來的風暴高潮,矛盾迭起中感官到視覺無比刺激。
子夜,無數人的噩夢驚醒,無數人的發(fā)財狂歡,投機倒把下的亂象,生命征程中的曲折,民族資本的潰敗,一切出路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孕育著生機,是毀滅還是生存,需要的是個人的才干,也民族的齊心協(xié)力,更是國家機器的穩(wěn)妥運轉,同是上層建筑的高瞻遠矚。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戰(zhàn)亂不斷,民生凋敝。
可是在上海,還是一番物欲橫流,紙醉金迷的光景。
吳蓀甫將吳老太爺從鄉(xiāng)下接回上海躲避戰(zhàn)亂,奈何足不出戶日夜只與《太上感應篇》為伴的吳老太爺經受不住上海令人眼花繚亂,撲朔迷離的刺激景象而猝死。
來吊唁者四面八方。有談論戰(zhàn)況的,有討論生意的,還有是專注于社交的,甚至是調情你儂我儂的……
善于投機的買辦資本家趙伯韜找到吳蓀甫和他的姐夫杜竹齋,拉攏他們聯合資金結成公債大戶“多頭”,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賤買貴賣,從中牟取暴利。經過趙伯韜的多方誘之,吳蓀甫和杜竹齋答應了合作。
讀到這里的時候,我心里產生一絲涼意。吳老太爺死了,終究沒有看到哪個人是真正內心悲慟的。很多人名為吊唁,可是現場該娛樂的娛樂,調情的調情,表現的表現,即使是吳老太爺的親人,也少有思念和難過之色。即使有愁眉不展者,也是因為時局混亂,并非為逝者。
交易所的斗爭也日漸激烈。原先吳蓀甫與趙伯韜的聯合轉為對壘和廝拼的局面。吳蓀甫雷厲風行,做事頗有氣魄。他敢于反抗帝國主義的控制,敢于同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帝國主義的掮客趙伯韜相對壘。他是一個商人,可是也算是一個有骨氣的商人。吳蓀甫是要竭盡全力發(fā)展和振興中國民族工業(yè)的。為了發(fā)展民族工業(yè),他在家鄉(xiāng)雙橋鎮(zhèn)農村開設了電廠、米廠、油坊、錢莊、當鋪,盡管這些因為戰(zhàn)亂全打了水漂。奈何他生不逢時,壯志難酬。
吳蓀甫還是有著商人的本質的。他殘酷地壓榨剝削工人、農民和仇視工農革命運動。他在企業(yè)經營上所受到的損失,在公債投機中所遭的失敗,都要從工人農民身上尋求補償。當他拼命延長工時、壓縮工人、削減工資,引起工人為爭取自己的生存、生活的權利而進行罷工時,他的“臉色突然變了”,“臉上的紫皰一個一個都冒出熱氣來”,讓人感覺到了一種狠辣的恐怖。
相比于吳蓀甫,趙伯韜則是一個驕橫奸詐、兇狠殘酷、荒淫腐朽的買辦資本家的典型形象。他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他在金融界興風作浪,為所欲為,很多的企業(yè)家和資本家,甚至是地主家都被他給害苦了。他好色,荒淫無度。道德上的墮落和性格上的奸詐無情成為了當時與他同類人物與所構成環(huán)境的一個縮影。
戰(zhàn)亂四起,民不聊生,可是吳少奶奶和其妹林佩珊依然只看見與己有關的小情小愛。不知為何,每逢看到她們悠閑娛樂,我總能想起一句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也許兩者并沒有什么關聯,卻能讓我忍不住相對比。
戰(zhàn)亂之下,焉有繁華。一切都是在夾縫中生存。企業(yè)家時刻面臨破產危機,工人時刻面臨失業(yè)問題,接下來便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
天亮之前有一個時間是非常暗的,星也沒有,月亮也沒有。堅持下來了,煎熬過去了,那就會迎來黎明的曙光,和溫暖人心的太陽。
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發(fā)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面貌。年5月的一個夜晚,上海灘工業(yè)大亨吳蓀甫和吳二小姐芙芳、姑老爺金融財閥杜竹齋正在戴生昌輪船局迎候從老家雙橋鎮(zhèn)避亂而來的吳老太爺。
靠《太上感應篇》作精神依托、二十五年不曾跨出書齋半步的吳老太爺,實際上已是一具古老的僵尸,一到上海,資本主義都市的氣息立刻使他風化了。
吳老太爺因刺激過度得了腦溢血,當晚就咽了氣。第二天,吳府大辦喪事,各種人物云集吳家。
主人公吳蓀甫因投有巨大資產的家鄉(xiāng)雙橋鎮(zhèn)農民造反,城里的裕華絲廠工人怠工,顯得很是憂愁。但當他聽到杜竹齋講到金融買辦趙伯韜、尚仲禮要拉他們組織秘密“多頭”公司,搞公債投機時,眼里馬匕閃出興奮的光彩,丟下喪事立即找趙伯韜談判,心里構思著一個大計劃:吞下一切中小實業(yè)家,成為工業(yè)霸主。他和太平洋公司總經理孫吉人、大興煤礦公司總經理王和甫幾番籌劃終于成功,組成了實業(yè)界財團“益中信托投資公司”。
吳蓀甫在公債投機中得手,“益中”僅花五六萬就吞并了估價30萬的八個廠。吳把匯集的全部資產做起公債來,先做“空頭”,后改做“多頭”。趙伯韜是上海公債市場里的魔王,有美國人撐腰,又和軍政界有聯絡,神通廣大。他要搞金融托拉斯來控制工
《子夜》標志著茅盾的創(chuàng)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成熟階段,是我國現代文學一部杰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長篇。它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寫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動筆以前,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準備和構思的過程。民族工業(yè)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的矛盾和斗爭,是貫串《子夜》全書的主線。環(huán)繞這條主線,《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
命深入發(fā)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面貌。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動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上;而且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fā)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的發(fā)展趨向和壯闊波瀾。它以上海為中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全貌;寫的是一九三年兩個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這些事件里又隱伏著中國社會過去和未來的脈絡。將紛紜復雜而具有重大歷史社會意義的生活現象通過謹嚴宏大的藝術結構表現出來,這是茅盾作為我國現代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值得重視和學習的地方。
在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縝密的藝術構思和卓越的創(chuàng)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作家筆下的工業(yè)資本家吳蓀甫,不是庸碌卑瑣的人物。他曾經熱心于發(fā)展故鄉(xiāng)雙橋鎮(zhèn)的實業(yè),打算以一個發(fā)電廠為基礎建筑起他的“雙橋王國”來。但是僅僅十萬人口的雙橋鎮(zhèn)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此文來源于文秘114網發(fā)展中國的民族工業(yè)。他的“目的是發(fā)展企業(yè),增加煙囪的數目,擴大銷售的市場”。他有這樣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謂企業(yè)家”全部打倒,“把企業(yè)拿到他的鐵腕里來”。不僅這樣,他還知道如果此文來源于文秘114網發(fā)展民族工業(yè),首先需此文來源于文秘114網“國家象個國家,政府象個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視著企業(yè)上的利害關系而外,還“用一只眼睛望著政治”。他具有游歷歐美得來的管理現代工業(yè)的知識,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夠煽起別人勃勃的事業(yè)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吳蓀甫這個工業(yè)界的騎士卻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紀的歐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緊緊扼住了中華民族工業(yè)的咽喉,因而他的發(fā)展民族工業(yè)的雄心不能不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幻想。他不能不過一種“簡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幾條戰(zhàn)線上同時作戰(zhàn):他此文來源于文秘114網與美帝國主義的掮客——金融資本家趙伯韜進行勾心斗角的斗爭;他熄滅不了工廠里風起云涌的罷工運動;他用盡心機收買過來的許多小廠都成了自己脫不下的“濕布衫”,他和孫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經營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軍閥混戰(zhàn)、農村破產、工廠生產過剩、趙伯韜的大規(guī)模經濟封鎖之下一敗涂地。他們發(fā)起組織益中信托公司,時未兩月,“雄圖”已成為泡影。野心勃勃、剛愎自信的吳蓀甫,也只剩下了一條“投降的出路”。通過上述這些描寫,《子夜》揭示出了作為民族工業(yè)資本家的吳蓀甫的兩面的性質:他和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在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下,中華民族工業(yè)是永遠得不到發(fā)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法則,誰也不能夠改變或者動搖它。當時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zhàn)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占優(yōu)勢,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反動論調。他們抹煞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掩蓋帝國主義扼殺中華民族工業(yè)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企圖用“左”的詞句來反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蹲右埂逢P于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刻劃,給了托派這種謬論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從多方面的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來突出吳蓀甫的性格特征。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吳蓀甫的性格是一個鮮明的矛盾的統(tǒng)一體。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業(yè)立場的義憤”,但另一方面,壓倒他的一切的卻是“個人利害的籌慮”。他是“辦實業(yè)”的,他以發(fā)展民族工業(yè)為己任,他向來反對擁有大資本的杜竹齋一類人專做地皮、金子、公債的買賣;但是他也不能不鉆在瘋狂的公債投機活動里。他希望實現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國民黨反蔣派與地方軍閥的聯盟“北方擴大會議”的軍事行動趕快成功,然而當北方的軍事進展不利于他的公債活動的時候,他又“惟恐北方的軍事勢力發(fā)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強悍,但又不能不表現出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他有時果決專斷,有時狐疑惶惑,有時滿懷信心,有時又垂頭喪氣;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實質上則是舉措乖張。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統(tǒng)一在吳蓀甫的性格里。
《子夜》不僅從吳蓀甫同趙伯韜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債投機市場上的矛盾和斗爭來描寫他的性格和命運,它還寫出了吳蓀甫同農村封建經濟之間的密切聯系和他對農民武裝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tài)度,而在對待工人運動的態(tài)度上,更顯露了他拚命壓榨工人、仇視革命的反動面貌。當他從報紙上知道雙橋鎮(zhèn)被起義農民占領的時候,“他獰起眼睛望著天空,忽然轉為貧怒:‘我恨極了,那班混帳東西!他們干什么的?有一營人呢,兩架機關槍!他們都是不開殺戒的嗎?嘿!……’”字里行間仿佛傳出了他的咬牙切齒的聲音。他也有時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那是因為它不能有效地鎮(zhèn)壓革命,“因為他的權力的鐵腕不能直接達到那負責者”。他企圖從工人身上挽回
因外貨傾銷和軍閥混戰(zhàn)所造成的企業(yè)的不振,想吸盡工人血汗彌補他在投機市場上所受到的損失,他利用工賊、特務和反動軍警破壞工人罷工運動。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個仇視勞動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動工業(yè)資本家的形象。作品還從吳蓀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圍人物的描寫烘托出了資產階級由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無情的靈魂。他無法抗拒歷史的必然法則為他安排下的失敗的命運。他只能用偽裝的鎮(zhèn)靜來掩飾內心的惶懼和不安,從來不讓人家看見他也有苦悶沮喪的時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瑤。他依靠強烈的刺激來暫忘“那叫他們抖到骨髓里的時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業(yè)的危機”,只能用“死的跳舞”來排遣失敗時的苦痛,并幾乎用自殺來結束自己悲劇性的命運。吳蓀甫是我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形象。
除吳蓀甫外,茅盾在《子夜》中還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他們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狀態(tài)都打上了時代和階級的深刻印記。屠維岳是吳蓀甫手下得力的鷹犬。正象作者著意渲染吳蓀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樣,他也用不少筆墨渲染了屠維岳的“機警、鎮(zhèn)定、膽量”。吳蓀甫不能改變自己的失敗命運,屠維岳的陰謀詭計也終于破壞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運動。越伯韜是美帝國主義所拳養(yǎng)的買辦金融資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產物。他憑借蔣介石的法西斯政權的力量,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具有壓倒吳蓀甫的優(yōu)勢。他不僅操縱了上海的公債投機市場,而且還一手扼住了民族工業(yè)的咽喉。他狡獪、陰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無恥。作品雖然對這個人物的政治社會關系揭示得還不夠充分,但從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寫中,已經淋漓盡致地刻劃與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馮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風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農民的血汗拿來換取大都會里的“寓公”生活,同時在公債市場上進行投機活動。通過他用自己女兒作“美人計”的一幕丑劇,作品一方面尖銳地揭示了走向滅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無恥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劃了趙伯韜的卑鄙的形象。馮云卿的活動所占篇幅雖然不多,但卻是全書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賣身權門、依靠資本家錢袋過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類所謂的“教授”、“詩人”,也都寫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說,他打算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連鎖到現在本書的總結構之內”,這個打算雖然沒有全部實現,但從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顯示了當時某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墮落、空虛的精神面貌。
茅盾特別擅長刻劃人物的心理狀態(tài)。他不是對它們作靜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寫,而是在時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銳的矛盾和沖突里來時行細致、深入的刻繪。他讓吳蓀甫同時在幾條戰(zhàn)線上作戰(zhàn),讓他不斷處在勝利和失敗的起伏的波瀾里,時而興奮,時而憂慮,時而指揮若定,時而急躁不安。這樣,吳蓀甫的心理狀態(tài)和精神面貌就毫發(fā)畢露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杜竹齋的唯利是圖的性格,在公債市場的決戰(zhàn)階段顯得分外清楚。李玉亭兩面討好的豪門清客的心里,在吳、趙兩家明爭暗斗最為緊張的時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還在很多地方通過自然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氛,襯托人物情緒的變化,借以鮮明地顯示人物的性格。他決不是為寫景而寫景,他寫景即所以寫人。有時是因情取景,有時是借景寫情,情景交融,文無虛筆。
《子夜》的語言具有簡潔、細膩、生動的特點。它沒有過度歐化的語言,偶爾運用古代成語,也是恰到好處,趣味盎然。人物的語言和敘述者的語言,都能隨故事和人物的性格發(fā)展變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讀者能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臨其境。
《子夜》的藝術結構是宏偉而謹嚴的。全書共十九章,一、二兩章交待人物,揭示線索;此后十七章,一環(huán)扣緊一環(huán),頭緒繁多而又有條不紊,各有描寫重點而又共同服從于全書的中心。第四章寫雙橋鎮(zhèn)農民起義,雖然這條線索沒有得到繼續(xù)發(fā)展,對全書說來使人略有游離的感覺,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面貌,顯示了吳蓀甫與農村封建經濟的密切關系和他對農民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tài)度,仍然是全書的一個重此文來源于文秘114網組成部分。貫串全書的主線是吳蓀甫和趙伯韜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但與此同時,又或實寫,或虛寫,處處顯示革命力量的蓬勃發(fā)展。最后結尾處側面帶出工農紅軍的日益壯大,以此來對照吳蓀甫失敗的命運,指出了中國的真正出路所在。
《子夜》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同文學史上所有成功的作家一樣,茅盾特別注意于研究人以及人和人的關系。他有廣泛的社會經驗,又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各種現象,揭示其重大的意義,形成作品的主題思想。《子夜》的孕育和產生正是這樣的。茅盾對我國古典小說《水滸》和《儒林外史》特別喜子,又曾廣泛地閱讀外國著名作家的作品。對中外優(yōu)秀文學遺產,他都能經過咀嚼,消化而加以吸收,取精用宏,“消化了舊藝術品的精髓而創(chuàng)造出新的手法”。這也是《子夜》獲得成功的重此文來源于文秘114網原因之一。
對于工農群眾運動的描寫,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別是描寫工人罷工斗爭,缺點更為明顯。作者用了很大篇幅來描寫這方面的斗爭,一方面是想展示作為民族資本家的吳蓀甫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過這種描寫來批判當時“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但是因為正面形象過于單薄無力,不能顯示出革命者英勇斗爭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創(chuàng)作企圖未能圓滿地實現。作者后來曾經指出產生這方面缺點的原因:“這一部小說寫的是三個方面:買辦金融資本家,反動的工業(yè)資本家,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三者之中,前兩者是直接觀察了其人與其事的,后一者則僅憑‘第二手’的材料,——即身與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這樣的題材的來源,就使得這部小說的描寫買辦金融資本家和反動的工業(yè)資本家的部分比較生動真實,而描寫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的部分則差的多了?!?/p>
《子夜》的產生,正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邁步前進的時候,它顯示了左翼文學陣營的戰(zhàn)斗實績,從創(chuàng)作上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學是一種不可戰(zhàn)勝的、最有發(fā)展前途的力量。
《子夜》既從多方面的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各種矛盾沖突中突出吳蓀甫的性格特征,也注重人物心理刻畫,并通過景物描寫渲染氣氛、襯托人物情緒的變化,借以顯示其性格。
吳蓀甫形象及其失敗的道路真實地表現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處境和悲劇性的命運,形象地說明了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
吳蓀甫這個富于冒險精神而又從來不肯“妄自菲薄”的民族資本家是生不逢時的,他被夾在三條火線之中,終于感到自己過得“簡直是打仗的生活!腳下全是雷,隨時會暴起來,把你炸的粉碎!”最后在趙伯韜的強暴侵吞、擠壓之下,全軍覆沒。
作者在對中國社會的剖析中,揭示出吳蓀甫即使有堅毅的性格,過人的謀略,也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顯然,決定吳蓀甫命運的,不是他個人的能力、膽識和性格,而是外國資本主義的鐵掌,是當時的社會性質。周揚評論說:“《子夜》里面的吳蓀甫是一個具有剛毅果敢性格的人物,這個在那以軟弱、無能、屈從為共同特征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者群里,不能不說是特殊的,但在他的性格的發(fā)展、矛盾和最后的悲劇里,我們卻讀出了中國民族資產者的共同命運?!边@正是吳蓀甫形象的意義所在。